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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大”——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的思考
上传时间:2013/10/31 15:15:40     责任编辑:薛保勤    点击次数:31626 次

       我不是大学老师,从理论上讲,我不具备“思考”大学办学理念的资格,但我是一个高等教育的“爱学者”。我曾有过《中国青年报》教育记者的经历,也曾长期从事高校共青团的工作,到今天已有了10年两所大学研究生导师的经历,作为一位大学77级的毕业生,目睹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突飞猛进,也看到突飞猛进中的问题,所以就有了今天这篇“思考”。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的高等教育实现了突飞猛进跨越式的发展,为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如同社会飞速发展的进程中也会伴随着困扰、缺憾和不足一样,在我们国家高等教育的辉煌背后,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倾向和问题。如果对存在的问题不加以关注,如果对问题的苗头不加以遏制,这种辉煌就有可能成为走向暗淡的起点。面对辉煌,保持清醒,我们应该关注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倾向以及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在一些高校,大楼越盖越高,大师越来越少;学生越招越多,就业越来越难;地越圈越大,学越办越“小”。这个“小”是博士的硕士化倾向,硕士的本科化倾向,本科的专科化倾向,以及办学中的粗制滥造的情况。在教师中存在着“求衔多于求学,求名多于求真,求‘新’多于求‘实’,求研多于求教”的现象,由于学校有要评职称、要课题、要成果、要基金这样的一种导向,求研多于求教,求新多于求实,一个新的观点不加论证,一夜之间就可以推翻前人多少年研究出来的学术结论。这样一些问题尽管都是些苗头性、发展性的问题,但已经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和高度重视。这些现象的出现是耐人寻味的、发人深省的,形成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就高校自身而言,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自身办学理念定位不清。近年来,梅贻琦在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关于“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之谓也”的这样一个论断,不断引起我们社会的热议。“楼师之辩”既蕴含着有识之士对我国高等教育真正实现从规模扩张到质量提高战略转变的呼唤和期盼,也折射出了一批知识精英对我国高等教育前一段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反思,还夹杂着一些公众对高等学校直觉的不满,真知灼见中夹杂着一些雾里看花的隔膜,没有搔到痒处的误解,甚至还有一些非理性的激愤与抱怨。这些,自然使高等教育圈内人感到困惑,但众说纷纭也正是大学走出象牙之塔后所必须面对的困境。而且,这些议论也确实抓住了高等学校办学理念需要准确定位的关键。

一、大学之“大”的标志

(一)精神之大

       这种精神之大,表现在大学是社会的精神高地,是时代精神的集散地,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发展、创新、引领的一个高地。在天津大学2010年百年校庆的一台晚会上,学校的毕业生说:“我们的大学不是一群楼房,我们的大学也不是一堆书本,而是一种历久弥新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锲而不舍、实事求是、追求真善美。如果大学没有了“神”,就跟生产队差不多;如果大学没有了“神”,就是个居委会社区。“精神之大”是大学之大的第一个标志。

(二)学问之大

       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传授知识的地方,培养人才的地方,历来如此。那么它应该是文化成果的积累、传承、传播,包括发扬光大的地方,要有一批有学问的人。

 (三)学术之大

       学校也是做科研的地方。老师们要从事学术研究,要“生产”学术成果,要形成学术思想,要帮助学生的学术养成,培养学生的学术思想。学校应该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学术思想高地。

(四)学人之大

       这个“学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教师中间的一批高层次、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各类专家,所谓“大师”“中师”“小师”;二是指走向社会为这个学校赢得荣誉并给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些专家。所以,人们格外看重西方的一些著名大学培养了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总统、总理。我们国家在评价一所大学的时候,是否以这种眼光来衡量大学之大,并将其作为重要标志。
       从大学何以为大,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这个角度来思考大学之“大”,我所理解的大学的“大”应该具有以下的内涵:

二、大学之“大”的内涵

       我所理解的大学之“大”,是:有神乃大,有道乃大,有人乃大,有师乃大,有容乃大,有特乃大,有德乃大,有真乃大,有爱乃大。

(一)有神乃大

       我先谈“有神乃大”,或者叫做“有魂乃大”。“有神乃大”,就是精神的引领,理想的照耀。如果没有精神的引领,没有理想的照耀,大学有可能培养的是一些小人。如果没有精神的引领,没有理想的照耀,大学将培养的是一群碌碌无为的芸芸众生。大学精神也被称为大学理念、大学理想。它无疑是大学独有的价值取向,是对大学行为提出普遍指导,是大学采取这样而不是那样行为的基本理念、基本原则,归根结底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本质要求。
       纽曼名著《大学理想》中明确指出:“大学乃是一切知识和科学、事实和真理、探索和发现、实验和思索的高级保护力量;它描绘出理智的疆域,并表明在那里对任何一边既不侵犯也不屈服。”因此,精神的引领、理想的照耀、价值的确定、真理的追求、人格的完善,这些既是大学理想、大学庄严而神圣的使命,也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必要条件。数百年来,大学正是坚持理想,保持理性,并坚守以理想和理性为核心内容的大学精神,是以“理想和理性为核心内容的大学精神”,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才逐渐取得走出象牙塔迈向社会中心的资格。可以说大学迈向社会舞台中心是大学精神的胜利。大学发展的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中心既为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大学继续保持理性,坚守理想,张扬精神提出了挑战。怎样才能在社会中心不为浮誉所惑,不与流俗相竞;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不为市场潮流而妥协,不为市场规则所同化。也就是怎样既融入社会又与社会保持相应的距离;既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又为社会提供精神动力和理性引领。这些就需要大学的领导、教师和学生具备自省、自重、自律的意识和定力,既能抵制大学外部世俗的影响和诱惑,也能防止内部庸俗化的滋生和蔓延。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儒家经典《大学》开篇的这段话,为我们在两千多年后,思考现代大学精神,提供了另一种理论资源。现实大学中,官本位、市侩作风、学术腐败、犬儒主义、浮躁、浮夸、急功近利等现象盛行,使人们时时感到非理性、庸俗化的气息。因而不能不使人担心大学精神是否已经萎缩?表面繁华与骚动的大学是否预示着实质上正逐渐背离大学精神而去呢?大学还有没有精神?大学有什么精神?果真如此,人们有理由进一步担心当大学失去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大学精神之后,大学还会是大学吗?

(二)有道乃大

       上文所说大学的“神”指的是大学的精神、理念、理想。这里所说的“道”,则指的是落实大学之“神”所应遵循的办学规律,所物化的制度。钱学森关于“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的著名论断,其实是指“创新人才培养”这一理念,没有遵循创新人才的培养规律,没有形成按此规律所涉及的制度、模式。其实,钱老所说仅仅是荦荦大端,或者说的仅是培养人才这一个方面的问题。按照潘懋元先生所说,教育的基本规律包括教育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两个方面,就目前而言,高等教育在外部关系规律把握方面,既没有把握好受制约的问题,也没有把握好为之服务的问题。很多应该做好的服务,无力或者不愿意做;却做了很多不该做,无力做的事。深入到高校内部,我们就不难发现违背高等教育自身规律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大学法人制度的形同虚设,导致大学有书记、校长却没有教育家的尴尬局面。
       关于现代大学制度的探讨已争论了好多年,但现在的大学制度究竟有几条可操作性的制度,却还远未达成共识,导致行动上的我行我素,延缓了高等教育的改革步伐。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缺乏相应的界定与规范,导致前者对后者的萎缩,以至于学术稍有成就者就要谋一官半职,既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又助长了校园里的官本位。人们都认同大学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但由于缺乏与之相应的强有力的制度保障,致使高校中心任务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普遍存在着科研硬,教学软;教学硬,育人软的尴尬局面。我在陕西省社科联工作的时候,主管全省的社会科学评奖工作,每年到评奖的时候,我们使用一切办法去防范走后门,但是防不胜防,个别人采取各种手段想谋得一些奖项,“获奖”的背后是什么?很值得深思玩味。
       而我们切切实实地对教学的研究是不够的。实际上大学生入学以后存在着种种不适应,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我给学生们有个讲座叫“校园病及其防治”,比如:入学失望症、就业恐惧症、恋爱盲目症、精神软弱症、自我认知迷失症、校园生活枯燥症、诚信缺失症等十大症状。几年前举办的海峡两岸学生辩论会中我担任评委,我和武汉大学心理咨询中心的评委谈论这些问题,他说:“你说的这十个症状现在全有”,只不过表现方式变了。而这些问题正是大学生们在上学期间从心理上、人生上需要指点的,这一块我们恰恰做得不够。再比如说,我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发现研究生们在做论文的时候出现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基本功不好。基本功不好,在于很短的一段文字中间你会挑出他错字、病句,语法上、标点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不严密,事情说清楚了,但表达很不规范、拖沓;第二,他们缺乏科研必要的逻辑思维。句与句、段与段、篇与篇、章与章之间缺乏内在逻辑联系;第三,缺乏科研应该有的方法论。他们思想经常有火花,但顺着“火花”往往走不远。你帮助他共同设计了“摘取火花”的路径,结果“走”了两个月,认为太难,就又选一个题目,走走又不通,不断地换而不断地徒劳。他们缺乏一种科研需要的意志品质。有些同学他们不懂研究、不会研究,没有研究怎么有内容可写,我给他们说这叫做“皇帝的帽子”,把帽子拿开里边没有头发,前边可以写个很漂亮的导语,后边没有了。后来我又跟他们共同探讨社科研究,研究生就是要搞科研的,我说:“社科研究有六论,第一是认知论,认知水平的高低决定你选题的层次,问题是你是否留有理论的开拓空间,有现实的需要性。那么怎么能够提高你们的认知水平?同样是个水杯,幼儿园的孩子知道这个水杯能喝水,小学生会知道这个水杯是纸做的,那么研究生就要研究它有什么功能,什么样的材料去做它,再去研究怎么样去造型。同样的一个东西,不同的认知水平会有不同的认知结论,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认知论。在认知的基础上去思考、去发现叫做发现论,你要去发现问题,你可能在这个领域里发现一百个问题,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之上,你去比较诸多问题,从理论上,从现实的需要上方方面面去比照它,比较之后问题就提出来了,这叫提出论。上述“三论”我叫“认知论、发现论、提出论”。前三者完成以后才进入我们深入的研究。做论文为什么要梳理人家的资料呢?这叫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去出新,研究完了以后去整合资源,梳理观点,整合了以后才是表现,我称之为“整合论、梳理论、表现论”。这就要求我们全方位地提升学生的专业,从方法、学科需求的各个方面提出问题,许多大学尽管很重视科研,但由于还沿用大学创始之初为培养人才而设计的以学科专业为依据,以院系为单位的师生管理制度,没有建立创新成果所需要的集成力量、方向、平台的科研管理体制,限制了更多的科研成果的产生,阻碍了跨学科、原创成果的研究和发明。
       教师队伍建设中由于没有建立科学的职称评聘制度,导致近亲繁殖严重,学术自由风气稀薄,武大郎开店式地对优秀人才的排斥与打压等现象不断出现,诸如此类,没有遵循甚至偏离高等教育规律的行为。有些需要政府予以明确规定,更多的需要大学自身去解放思想、深化改革、锐意创新、开拓进取。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对办学规律这样的研究需要紧迫地提到我们的日程上。我们培养的文科学生不会研究,不会写作,基本功不到位,这就不是一个小问题了。我曾在悉尼大学听过一个月课,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澳洲翻译的信达雅”,老师讲得很好,但是总体讲中国学生的翻译不行。我记得上大学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过翻译要遵循“信、达、雅”的原则,所谓“信”要准确,“达”要流畅,“雅”要优美。但我们的翻译,有的是信而不达,达而不雅,有的是既不信,也不达也不雅!我就在琢磨,我们在澳洲的留学生有十多万人,被悉尼大学请去当翻译的人英语应该是最好的吧,结果翻译水平还是这样!这说明我们大学的英语教学方面还是有问题的。我们培养的学生不能光会考试,不会应用。前年我参加陕西师大主办的传媒高层论坛,曾经在会上讲过我的一个观点,我说:新闻学、传媒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问,我们经常讲“不学无术”,在新闻学、传媒学的领域里,我们的学生经常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叫做“有学无术”,我说不要以为不学就无术了,你有学也会无术。后来复旦大学的老教授说:“你是干过传媒的,我同意你的看法,我们复旦大学在给学生们教的时候,我们把它叫做给孩子们的一点手艺。”我就问他说的这个手艺是什么?这个“手艺”就是走上社会能用的手艺。比如说培养记者怎么采访,怎样沟通,怎样提炼,怎样表述……我们很多人不会采访,因为我是干记者的,我能发现记者在采访我的时候会不会走神。一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走神,那你还能叫记者吗?说明他在采访的时候把功课没做到位。所以,要学会沟通与采访,学会写文章,学会做标题等等,就是给孩子们一点手艺。这就是我们讲的道。

(三)有人乃大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是公认的现代大学三大职能。但从历史角度严格考察,现代大学发轫之初,承担的主要是培养人的职能,直到19世纪,德国人洪堡才将科研体制引进高等教育体制之内,形成了教学与科研相统一的原则。社会服务是20世纪初,从德国学成归国的一些信奉实用主义的美国人将洪堡办学理念移植到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是“威斯康星思想”。无论是洪堡的原则还是威斯康星思想,其制度设计都是围绕人才培养这一目标来开展科学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可见,大学的职能是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顺序依次产生的,而且后来产生的职能并没有也不可能否定人才培养的职能,而只能服从和服务于人才培养的这一根本职能。试想一所大学不从事科研和社会服务,还可能是一所不错的大学,但一所大学仅仅从事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而不承担培养人才的职能,恐怕那就要改名为研究院或者企业,那怎么还可能再叫大学呢?实际上,世界上的大学能够三种职能兼而有之并且能够完成得很好的大学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大学都是以培养人才为主要目的,而且一所大学的品牌既会反映科研成果、社会服务水平等短期效益,更蕴涵了优秀校友的贡献。我记得曾观看南开的一次校庆大会,他们灿若星辰的一批做出突出贡献的校友——周恩来、曹禺等名人给我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纵观古今,凡是名校其身后均有着一批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校友的支撑。
       新建大学之所以难以被社会认可,并不难在科研成果与社会服务水平,这些只要有钱聘请到高水准的师资并不难达到,而难在培养一批优秀的校友,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切实贡献和优秀校友资源的积累,这是有多少资金也买不来的。但一段时间以来,政府及民间各种名目繁多的评比、评奖、评估、排名的推波助澜,使一些大学难以摆脱上学校层次,上学校排名等急功近利的冲动,有意无意地模糊了甚至“忘记”了培养人才的根本任务,热衷于科研经费、社会贡献显示度、转化力硬指标,把教师看成获得硬指标的工具。此风所及,刺激诱导许多教师把培养人看成影响自己科研水平的额外负担,把对学生上课作为自己换取工作量的手段。办学者和教师一旦被硬指标牵着鼻子,心中势必难以容纳教育对象,势必出现目中无“人”(学生)的状况。这样的一种目中无“人”的现象在我们的一些高等学校程度不同的普遍存在着。果然如此的话,办学以师为本,教学以生为本,以学生的全面发展来设置培养方案的改革教学方法就成了一句空话,对人的尊重,对人的关爱,人的个性发展,因材施教,这些教育所必须遵循的规律就难免流于形式、口号。难怪有人批评现行的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是把学生当标准件生产的流水线。长此以往,大学不但会不自觉地因忽视自己的根本任务,而不可避免地会与自己设定的目标渐行渐远,更重要的是可能耽误一代人。
       现在的师生关系远远不如我们当年。记得我们77级在母校举行毕业20年纪念活动时,当年代课的老师应邀参加了,把我们班73名学生的名字都还记得,我们非常感动。这种记忆背后,是老师们的关心、关爱。而现在的许多老师,给学生上了几年课,不认识大多数学生的大有人在。1987年我到日本访问的时候,日本早稻田大学商学院的一位教授给我们上课,他说:“二战结束的时候,日本东京市中心可以看到80公里之外的富士山。”他说的意思是日本东京整个被夷为平地了,没有高大建筑了,可以看到富士山。他说,“当时的日本,全国最发达的工业就是生产农民搂草的耙子,什么工业都没有了。”他说:“不怕,我们日本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还在,只要有了人,我们就有了希望。”这实际上是对日本教育的一种侧面的评价,这也说明人对国家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在教育人的过程中,有没有做一些教育无效的工作,我们不断加大教育力度,但是为什么教育效果甚微?我们应该研究怎么样提高我们的教育效率,怎么样设定我们的教育目标,怎么样让教育有效而不是无效。研究学校如何为学生的成长,立足于学生的成长,帮助学生成人,服务学生成才,助推学生成功做一些实事,让我们的学生有一点学养、教养、修养。解决了这些问题,这才有可能“有人乃大”,“有人乃大”的前提是目中有“人”。

(四)有师乃大

       曾几何时,各个学科的“大师”在神州大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势,但令人困惑的是20世纪末中国还那么人才奇缺,怎么会有那么多人10年之间就成为大师?当然这10年我们确实从国外引进了大批人才,但引进的人才究竟有多少,又有多少能称得上大师呢!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从1999年开始推行,扩招后进校的学生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到10年就成为大师吧。因此,当“大师”像大棚菜一样能够速成的时候,也有可能像大棚菜一样廉价了!当然不可否认,关于“大学者大师之谓”的旧话重提,是针对教育重物而不重人的观念的反驳,更是对大学行政权力过分膨胀,学术权力极度萎缩的批判,暗含着对以教授治学为核心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这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且不说广义的大学,包括所有高等学校,比如通常所说的大学生,既包括本科院校的学生,也包括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我国现有普通高等学校两千多所,即便是狭义的大学,我们校名后缀有大学的高校也就数百所之多,而这些大学中有一批至今没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如果这样的大学就有大师之谓,那要么现在许多的大学应该取消大学的称号,要么我们应该承认连培养博士资格也没有的大学的教师也应该被称作大师。其实,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的急剧推进,“从985工程”以及部分“211工程”入围大学还固守属于精英教育的目标,并能享受国家提供政策性的平台和资金支持,尚能集中部分大师外,其他部分大学都已经没有大师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了。按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不同高等学校应该寻找、培养的是与自己定位相符合的能够留得住,用得上,肯教书,能教书,会教书,热爱学生,热爱学校,热爱本职的教师,这是高校发展的当务之急。
       少数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名牌大学必须具有学贯中西的大师级的领军人物,更多的大学更需要一大批以育人为使命的乐于奉献的教书先生。那种概而言之大学大师之谓的说法,是高等教育研究中少数一流大学独占话语权的直接反映。那种不分学校层次,都一窝蜂地招揽大师的做法,不但现实上行不通,即便真的可行也是资源和人才的浪费,更会助长浮夸、浮躁等学术不正之风。
       教师是学校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提升学校办学水平的决定因素,是决定学校实力的基本元素。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方面教师应该用师的标准要求塑造自己以教为本,以教为业,以教为荣,教师应该有这样的自觉和追求;另一方面,大师不会凭空产生,尊师、敬师,社会上应该有这样的风气和氛围;育师、用师、养师,学校必须有这样的义务与责任。另外,少数高等学校需要大师,一大批大学更需要由大师领军献身教育的金字塔结构的教师集团。这是我沿着大师与大楼的这样“楼师之辩”所探析出来的一系列想法。
       事实上,我们需要大师,我们更需要“以教为荣,以教为业,以教为使命”的这样一个教师团队。
       举几例子,我们上学的时候,唐德刚教授给我们上课,唐先生是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是中国近代史的大家,是华裔史学家中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他是属于大师级别的人物。记得那天,黑板板书写满了,西装革履的他跪到地上一直把板书写完,这种敬业的姿态,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一次我听王侠书记说,她在哈佛大学听课的感受,她说:“每一门老师讲完课都要给他们发一个征求意见表,包括听课的满意度,还有什么意见。他们的这种真诚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尽管他们是一些享誉世界的专家。”再比如,我曾在悉尼大学听课一个月,事情已经过去多年了,总想起那位59岁的农学教授,他很热爱中国,在悉尼大学讲了38年课,给我们讲的是澳洲一个家庭农场的演示,通过幻灯片带我们到澳洲的农场“参观”,他在演示幻灯片的时候,幻灯机出了故障,他就像兵马俑一样跪着演示一直到完,我总是忘不了这位老人的敬业与认真。所以,“有师乃大”,不仅仅指大师,还要有一个爱岗敬业,以教为荣,以教为使命的教师集团。

(五)有容乃大

       人的成才更需要知识的融汇,育人的环境需要包容、宽容、兼容。大学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和气度是大学之大的重要依据。说到这个问题,我会想起普林斯顿大学对安德鲁·怀教授9年不出一篇论文的宽容,以致于使该教授静心研究,最终破解困扰世界数学界长达三百六十余年的一大难题“费马大定理”;学校始终关爱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天才数学家约翰·纳什,终于使他在与疾病搏斗三十年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一些人也会想起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以学术水准为最高标准,既延聘了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也聘请了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胡适、鲁迅、钱玄同,还容纳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等等。其实这些看似熟悉的故事却反映着大学所具有的包容不同层次的内涵。
       普林斯顿大学的做法体现了对教师本人的包容和关爱,本质是以人为本具体化,放射着人性化的光辉,所以在祈盼人性化管理的大学教师中很容易引起共鸣,又因此广为流传。蔡元培先生的做法,看似对各类、各派、各位专家学者的宽容,其实反映着对不同观点以及学科内容的兼容并包,体现了尊重学术思想的卓见,是蔡元培“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思想的具体体现,显得更加难能可贵。当我们看到连刘国光这样的大学者发表论文都遇到阻力从而感叹“话语权”的时候,可见现在学术界、学术生态坏境的恶化已经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了。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质上是要包容不同的学术,兼容不同的学派,宽容不同的学人,它需要办学者、管理者、教学者有包容的胸襟、宽容的雅量、兼容的勇气、共荣的追求。这其中当然有领导对学者的态度问题,也有学者对学者和学者对领导的态度问题,还包括领导、教师对学生的态度问题。大学只有兼容并包各种不同的思想、不同学派的学者,才能氤氲孕育出学术自由风气。只有激荡着学术自由的风气,才有不同思想的交锋和竞争,不同学术的争鸣和探索;只有不同思想的相互切磋,新学术、新文明才得以孵化孕育,真理才能在与谬误的争论中脱颖而出。这样,也只有这样,大学才能为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六)有特乃大

       特色办学是大学的生命线,这已经成为高等教育圈内的老生常谈,但老生常谈的事情却还在谈,本身说明这件事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日益严重。为什么从上到下都在强调特色办学,而大学同质化、千校一面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呢?特色办学的前提是“大学各安其位”,只有大学找准自己的定位并安于自己的定位,才有可能寻找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办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马丁·特罗指出,高等学校分层定位受政府分配和市场竞争双重原则制约。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成熟,因此,行政权力这只看得见的手特别强有力,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用却微乎其微。不但“211工程”“985工程”、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人才培养基地”、特聘教授席等诸如此类对高等教育的激励和额外投入的措施掌握在教育行政部门手中;中专学校升为大专,大专升为本科,本科学院升为大学,以及与此相应的有学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校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取得硕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学校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这些关乎大学职能、权力、特权和资源的决定权都在教育行政部门。而当本来掌握在政府手中的高校更名、升格、学位授予权以及教学科研基地,甚至“985”“211”工程之类的决定学校层次等资源,却放手让各大学“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从而使得大学发展历史,服务面向,学科重点和专长显得模糊甚至被人遗忘。
       所以,大学在盲目追寻“大而全”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失去了自己生存依据的不可替代性,同质化,千校一面的情况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更为重要的是,本来是政府资源却由市场化去运作,会极大地败坏政府的形象,损害政府的公信力,促长学术腐败。其实,中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大学都办成研究型的大学,政府一方面应当掌控好可控的行政资源,加大分类指导力度,着力引导大学,根据国家的需求和大学自身形成的特色,服务面向,学科专业优势,找准自己的定位,办出自己的个性和特色,寻求自己的优势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应当创造条件,发挥市场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把一些可以用市场调节的资源过渡给市场,让大学在市场竞争中形成自己的特色,找准自己的定位。

(七)有文乃大

       大学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才的培养基地,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是文明的摇篮。说到文明的摇篮,我就想起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的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非出国留学论》,是用文言文写的,长达一万七千字。那时正赶上我们国家留学的一个高潮,当时的社会对留学也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认为出去就不回来了,有的认为回来也没有什么用,胡适先生认为出国留学不好。他说:“我们现在送出去的留学生,仅仅是文明的种子,仅有种子是不够的,我们中国应该办自己的大学,大学是文明的摇篮。”大学是文明的摇篮,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这里所指的“文”,我理解,不是知识,是文化,是文明。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一幅让人脸红的标语》,说的是那年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学习考察的事。出国一月,要回家了,大家都很高兴,兴冲冲地到奥克兰国际机场,一进候机大厅,一盆“凉水”从对面墙上泼来,斗大的汉字“不准随地吐痰!!!”赫然而现。一个母语是英语的国家,用外语告诫来这里旅游的外国人,足见我们的言行已经影响了人家的生活。该文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写的:“每一个出国的人都是中国的名片,每一个出国的中国人都应该有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国人的修养、教养。”这个故事里有文化,也有文明。我们讲的“有文乃大”,文明、文化是不言而喻的。大学作为最高教育机构,应该是众多学科领域及精神建构、学术研究、科学发现、人文培养以及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机构。
       从文化的视角来看大学的三项职能,可以表述为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创新,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大学理应成为文明的摇篮。这里的文化,从时空来看,不仅是外来先进文化的借鉴、传播,也有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文明生活方式的养成,还包括时代新型文化的创造和培育。从内容方面来看,不仅是认识世界的科学工具性的文化,也包括社会实践活动的道德价值性文化,还包括审美活动的判断性文化。由此也可以看出,工具性知识并不等于文化,专门知识的传授并不等于文化的传承。科学发明也不等于文化创造,科学技术的推广也不等于文化的传播。
       大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的精神灯塔的角色和地位,取决于其对高深学问的发明创造,因为它代表着社会道德文明和人文精神高度。主要在于所传承、创造、传播的文化对社会教养、学养、修养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所具有的深刻的、深远的、深厚的引领和影响。大学应该是文化内涵、文化碰撞、文化引领。大学的文化应该是博大的、包容的、深厚的、儒雅的、有穿透力、有影响力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学既有科学文化替代大学文化的简单化倾向,在学科建设上,忽视、漠视、歧视人文科学的发展;在学生培养上不顾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化需求,按流水线把学生培养成工具人、单面人;也有用市场化代替大学文化的庸俗化倾向;办学上的学商不分,急功近利,以盈利最大化为目的商业行为的热衷与追求,学术上的弄虚作假,钱学交易,近亲繁殖,学生培养上的买卖文凭,高收费等等。这种简单化、庸俗化对大学文化的侵蚀和腐蚀正在败坏大学给人们留下的庄重、尊严、神圣、高尚和自律的形象。难怪有许多人越来越觉得大学像商场或市场,大学越办越俗了,越办越“小”(让人小看的小)了。难怪有人担心,长此以往,大学的庸俗化不仅培养不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且大学生的人格在庸俗文化的侵蚀下会越来越庸俗,那么大学就离国家与社会的希望、要求越来越远了。举一个例子: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延安窑洞满山神仙》,是在延安考察的一点感想。延安的窑洞和陕北的窑洞都没有区别,但非同寻常,这里曾经住着一批有抱负、有情怀、有担当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毛泽东、周总理住过的窑洞写起。周恩来住的窑洞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幅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合影,周总理是西装革履,神采飞扬,当时就有一些感想,就是这样有理想、有担当的一些人带着中国革命从延安走到了天安门。他们的担当从哪里来?我们的民族需要这样的精神。不能先辈们引导着我们进了城有了今天,城里边却住着没有理想的农民和小市民,这是很可怕的。我们谈理想,这种理想不一定是大人物所具有的,也不是大人物的专利,也不仅仅是政治家的专利,每一个行业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岗位上有这样一种理想。我教书我就教好书,我看门我就看好门,这都是理想。所以我就想,我们讲“有文乃大”,得有点教养、修养、学养、理想、境界、担当、情怀,这就是有文乃大的“文”。

(八)有德乃大

       大学是社会的文化引领者,也是社会道德的良心;大学不但承担着文化责任,还应是社会的道德榜样。大学之德不可能凭空产生,也不是无所依托的空中楼阁,大学的道德必须由大学人来培养、铸造、保持并发扬。近年来,不时能看到或听到大学员工甚至领导人违法乱纪、论文抄袭及学术腐败之类的报道,使大学的道德形象在公众心里越来越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大学的道德之光日益暗淡。其实,在大学之中,书记、校长的独特地位决定了其在塑造大学道德形象中举足轻重的表率作用和组织实施作用。但大学领导班子在学术水平普遍提高,专业造诣普遍较深的情况下,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重知识素养,轻思想道德;重学术造诣,轻管理能力;重学历资格,轻工作实绩的倾向。要重新恢复公众对大学的道德信心,重振大学的道德形象,首先必须按照“德才兼备,德育为先”的原则选拔任用大学领导干部。教师是办学的主体,他们不仅应当为大学教学科研的硬性指标做贡献,更应该发挥他们在形成大学道德形象中的主体作用。大学的道德责任,特别要在育人过程中切实落实德育首位的指导思想,切实克服道德教育在大学里的缺位现象。把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纳入人才培养模式之中。我手头有一些关于人的“德”“才”失衡的案例。某市的一位领导给我说过一件引进人才的教训,他们从外地引来了一个在某个领域属于国家级的顶尖人才,但这个人引进来以后,把什么条件给他创造了以后他待不住了,他无法与人合作,和谁合作就和谁发生冲突,有人说这个人不可理喻,有人说这个人的职业操守太差。我曾在香港和悉尼两次听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课。他们在招聘人员时,在诸多指标中,总是把人的道德、修养、职业操守放在首位。所以,不管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大学本身应该是道德“生产机器”,有了良好的道德,走上社会的学子们一定会以良好的道德形象获益。正如美国学者德怀特·艾伦所指出,二十世纪以来,高等教育自发地把如何使学生变得聪明当做主要目的,高等教育忙于应付头晕目眩的新知识,无暇顾及价值观和道德教育。其严重性在于,“如果我们使得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我们在使学生变得聪明方面,尽管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但确实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念、制度、措施,相比之下,在学生做有道德的人这方面,理念和制度两张皮脱节的现象却非常普遍。人力和经费投入更不能同日而语,德育首位,起码把德育与智育放在同等地位确实刻不容缓!

(九)有真乃大

       “有真乃大”,是针对中国一些大学造假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而提出来的。说真话,不做假,这应该是社会的道德底线,何况学校。那么这个“真”,就是对真理的价值追求,求真务学,求真务教,求真务研的职业操守。在国外一个大学的老师如果造假他可能终身都抬不起头来。在我国,造假的成本很低受处罚的程度也很低。我有过很多感受,90年代的时候,我写过一本书叫《善》,善比较难写,有宗教之善,有哲学之善,有各种各样的善,然后我找了大量的书来读,在读的过程中,我发现有很多书都是抄的,整章整章都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今天恐怕愈演愈烈了,以至于我们现在论文答辩等等要通过电脑检测,这个问题是需要从本质上去解决的。我们给孩子们讲你们要讲真话,但我们的高级知识分子却在骗人!目前社会风气不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洁身自好。

 (十)有爱乃大

       我要讲的是一种大爱的情怀,一种大爱的境界,这种爱是爱祖国,爱民族,爱社会,爱集体,爱他人的这样的胸襟。爱的教育应该成为我们大学教育的永恒主题。

三、结语

       这篇文章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于目前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的思考,带有一定的批判色彩,但是内心希望我们的高等教育走得更好。面对辉煌,正视现实,未来的30年,我国高等教育将承担更加光荣而艰巨的使命,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上正确回答“办怎样的大学,怎样办好这样的大学?”这些高等教育理念的基础性问题。其中“大学何以为大学?大学何以大?”是更为本质的问题,需要我们做长远的思考,认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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